观史｜泰西情报总站如何炼成

“边家院的敌，昨日由大王庄回去(huíqù)向东向十余名，向泰安去敌伪百余名。”“东向鬼子十捌(bā)名伪军20名，轻机枪式挺(tǐng)重机一挺、指（掷）弹筒口口，炮一门，今日敌未出动(chūdòng)。”“昨日湏城敌人令百姓打扫房间，据汗（汉）奸传说有五县会剿可能，希注意。”这些(zhèxiē)文字，出自1940年3月泰西地下情报总站所收的一份密报。 一张薄纸，承载千钧之重(qiānjūnzhīzhòng)；几行密字，可抵万军之力。如今，这份密报(mìbào)静静地躺在肥城市档案馆展厅中(zhōng)，依旧散发着当年紧张与肃杀的气息，并(bìng)与其他九张泛黄甚至残损的情报一同，让今人得以管窥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。 一份泰西地下情报总站所收的密报(mìbào) 战争，不只是钢铁的(de)碰撞，更是(gèngshì)智慧的较量、信息的博弈，而情报正是这场博弈中最锋利的刃。1939年4月初，八路军一一五师在代(dài)师长陈光、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率领下，以东进支队(zhīduì)的名义挺进山东，进入泰肥山区。为加强泰肥地区对敌情报工作，实现对泰西(tàixī)各县情报站(qíngbàozhàn)的统一领导，东进支队与中共泰西特委决定(juédìng)“磨刀”——在泰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地带组建情报总站，由东进支队、泰西军分区司令部及(jí)中共泰西特委三方统一领导，时任肥城四区（今属王庄镇）中共闫屯村地下党支部书记郭长灿接受了这一重任。 据郭长灿回忆，当时四区(sìqū)区委委员桑德茂陪同侦察参谋(cānmóu)袁振生来到他家，传达上级指示：在闫屯村设立情报(qíngbào)总站，由郭长灿担任站长(zhànzhǎng)，负责筹建情报总站。郭长灿接受任务后，在全村党员中挑选了孙吉领、郭长甲(jiǎ)、郭长信、庞甲廷等同志为情报员，办公地点设在其住处，对外是镇公所，对内是情报总站。 总站(zhàn)成立以后，六支队侦察参谋张建帮召集情报总站的同志开会。参加会议的有肥城站站长(zhànzhǎng)陈杰、泰安站站长陈文英、东平站站长万金章、平阴站站长梁广印、长清站站长鲁超。会上(huìshàng)，宣布各县情报站改为分站，归总站领导，并明确(míngquè)郭长灿为总站站长。 情报总站的建立，加强了整个泰西(tàixī)地区的情报侦察、收集和传递工作，及时、准确地为我党我军提供了各类有价值的情报，对有效打击敌人(dírén)、巩固(gǒnggù)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1939年12月，东进支队司令部为加快各站的情报传递速度，并确保(quèbǎo)情报总站的安全，决定在总站开设(kāishè)一个自行车修理铺(pù)。这样，既能以修自行车为名作掩护，便于各站来往联系，又能加快情报传递速度。12月的一天，上级(shàngjí)通知郭长灿前往司令部，侦察参谋张建帮接待了(le)他，并带他与(yǔ)政委石新安见面。石政委对他说：“为了使总站更有效地开展工作，司令部决定拨给六百元（伪钞），开设自行车铺。你回去要抓紧(zhuājǐn)筹备，越快越好。” 回去后，郭长灿立即与李云焕、曲振甲、项九渠等几位可靠同志，筹办起了自行车修理铺。各地的情报人员就装扮成商人，以谈(yǐtán)生意(shēngyì)做买卖的名义往来于泰安、肥城、长清、平阴、宁阳、汶上(wènshàng)等地，没多久就摸清了这些地方敌伪的分布情况，并(bìng)绘制了大量详尽的敌军工事部署图，为我军(wǒjūn)作战提供了有力保障。 如今，肥城市档案馆还珍藏着(zhe)泰西地下情报总站以“自行车铺”为(wèi)掩护开展工作时使用(shǐyòng)的部分工具，包括修理自行车使用的锉、活扳子、套丝扳及藏放情报的笔筒各一件，另外还珍藏着情报员使用的武器，一支手枪、三(sān)把七星短剑。 情报工作虽没有硝烟，却处处是战场；没有号角，却时刻(shíkè)在(zài)(zài)冲锋。1939年冬天，石横有个叫郭长河的人，带着点心突然(tūrán)来郭长灿家认族亲。当时，郭长灿并未注意他。之后的一天下午，郭长灿接到“敌人准备扫荡”的情报后，去南场告诉动委会的同志们，此时正值我党的自卫队(zìwèiduì)下操，儿童团在那里唱歌。郭长灿突然发现郭长河也(yě)在这里，不觉心里起疑(qǐyí)，便悄悄上前(shàngqián)观察，只见对方在人群里嘀咕了一阵。郭长灿一边往回走(zǒu)，一边思忖：这人肯定不是好人。正走着，迎头碰上武工队队长邵洪法同志领着地委书记袁振、组织部长万里和县工作队成员董志刚等从东边来了。 郭(guō)长灿向领导汇报了郭长河(chánghé)的(de)突然来访和可疑之处，引起(yǐnqǐ)了同志们的注意。袁振问：“他走了吗？”郭长灿说：“还没有。”话音未落(huàyīnwèiluò)，郭长河进来(jìnlái)了。万里同志先发制人，抽出枪来指住了郭长河的脑袋，喝令他不准动。董志刚趁机找来了绳子，把郭长河捆了个结实。经审问，郭长河供认他是敌人派来侦察我军情况的特务。这天晚上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袁振和万里等同志转移到前于庄住了一夜(yīyè)。由于及早发现了敌情并采取了必要措施，避免了损失。 除了在本地活动，情报总站的同志还要“飞行”作战。1940年3月(yuè)，六支队首长决定拔除张店日伪(rìwěi)据点(jùdiǎn)，以打击敌人，巩固抗日根据地。在攻打张店日伪据点之前，平阴情报分站站长梁广印等几名情报员深入张店一带，侦察(zhēnchá)敌情，绘制(huìzhì)了地图，为我战斗部队提供了可靠的情报。战斗打响后，我方情报员又及时报告了敌人增援的情报。由于(yóuyú)情报准确、及时，取得了战斗的胜利。此役打死日军二十余名，并(bìng)烧毁了日伪据点。此后，敌人再也不敢在张店安设据点。 1940年8月，泰西情报(qíngbào)站(zhàn)在初露锋芒后，频频利刃出鞘。当时，安驾(ānjià)庄的情报员(qíngbàoyuán)送来情报说，安驾庄(ānjiàzhuāng)据点的日伪军要在杨树林接运军用物资。与此同时，安临站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，安临站的日伪军要运送军用物资到杨树林去，安驾庄和安临站的情报员都是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“内线”，情报比较准确(zhǔnquè)可靠，此情报随即(suíjí)被送到军分区，首长们经过分析研究，决定(juédìng)在杨树林打一个歼灭战，以消灭敌人，缴获军用物资。此役由于情报准确，我军抓住战机，打死日军四十余名，缴获轻、重机枪各一挺，军用物资二十余车。 情报网络仿佛一台机器，内有数个大小不一(dàxiǎobùyī)的(de)齿轮在啮合，交替驱动。由于地下工作所特有的复杂性、危险性、秘密性，留存下来的历史(lìshǐ)资料(zīliào)较少。现在的党史研究者只能从侧面还原党组织的地下斗争和情报工作。目前能确定的是泰西(tàixī)情报站与济南平阴、长清，泰安东、北两区的交通情报联络站保持联系。 1940年4月，郭长灿调六区任组织委员后，情报(qíngbào)总站的(de)工作由庞甲廷代理。时年，庞甲廷仅十八岁。不久，情报总站接到肥城、平阴、东平、宁阳、汶上五个(wǔgè)县关于敌人增加兵力、准备(zhǔnbèi)扫荡的情报。当天下午(xiàwǔ)，庞甲廷派十六岁的情报员李云焕去岈山(shān)我分区司令部和地委专署送情报。晚上八点左右又接到情报说，敌人已经出发(chūfā)。庞甲廷十分焦急，说：“出发的同志没有回来，不知分区和地委接到我们的情报没有，真是急人！” 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，曲振甲挺身而(ér)出：“我去司令部。”他把情报放在车把里，飞车(fēichē)而去。第二天拂晓，又有(yǒu)情报说：东平夏谢(xiàxiè)的敌人向东出发，宁阳的敌人向北运动，平阴的敌人向西南进军，肥城的敌人向南窜犯。 庞甲廷急得浑身是汗，担心司令部接不到情报(qíngbào)。负责修理自行车的项九渠说(shuō)：“我去司令部！”庞甲廷拉住他说：“你在(zài)这里看家，我去！”说罢骑车而去。庞甲廷刚走不久，李云焕汗流浃背地回来了(le)，项九渠迎头便问：“司令部转移了吗？”李云焕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司令部接到我们(wǒmen)的情报转移了，跳到敌人的圈子外面(wàimiàn)去了。”项九渠松了一口气。 李云焕(lǐyúnhuàn)(lǐyúnhuàn)没见到(jiàndào)庞甲廷(pángjiǎtíng)，急问：“甲廷呢？”项九渠说(shuō)：“他(tā)刚走，去司令部了。”李云焕大惊失色道：“不好，东山上布满了敌人。”他二话不说，蹬上车子去追庞甲廷。他追到麻子峪山根，眼巴巴地看着敌人截住了庞甲廷。李云焕见势不好，掉转车头往回跑。敌人朝他开了枪，子弹在头上呼啸而过。他机智地摆脱了敌人的火力追击，沿着山沟飞奔而回。 敌人“扫荡”过后，党组织派人到战场收尸时，发现侦察员老牛、曲振甲(qūzhènjiǎ)和庞甲廷的尸体相距不远。后来得知(dézhī)，老牛和曲振甲是在(zài)完成任务返回总站的路上和敌人遭遇(zāoyù)而牺牲(xīshēng)。庞甲廷牺牲后，敌人从他身上搜去情报(qíngbào)，得知自行车铺是我党的情报站。不久，敌人疯狂地破坏了我们的情报站，抢走了车铺的全部财产，并捕去了情报员孙吉领和郝保森。 在(zài)情报站遭到破坏，情报员不幸(bùxìng)牺牲的(de)情况下，情报站的工作人员百折不挠，淬火成钢。1940年7月，组织派郭长灿重新组建情报总站(zǒngzhàn)后，很快恢复了泰西的情报网。全体情报人员不畏艰险、舍生忘死地工作，继续进行各项情报的收集、传递任务…… （大众新闻记者(xīnwénjìzhě) 卢昱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