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宁一小区停车矛盾升级，物管报警18次都无法解决

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澎湃新闻·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(píngtái)合作，推出“抗战回望”系列，选取抗战期间的(de)报纸、图书、日记等史料加以(jiāyǐ)介绍，希冀带领读者(dúzhě)前往历史现场，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。 本文介绍《江苏省(jiāngsūshěng)江南(jiāngnán)两年来政情述要（民国二十八年一月至二十九年十二月）》一书，反映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的敌后抗战与施政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(bàofā)后，国民政府治下(zhìxià)有“省政府(shěngzhèngfǔ)行署”的设置，最开始(kāishǐ)为各省省政府自行(zìxíng)设立行署与各类类似性质的机构，不久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《战区各省省政府设置行署通则》对行署的地位加以确认——“各省当时所已经(yǐjīng)设立类似行署的组织均依次改组而取得了法律的根据，而其他各省也纷纷请求在适当地区成立行署”。其中规定(guīdìng)，行署是为了“增进地方行政效率(xíngzhèngxiàolǜ)，适应战区情况”而设立的，就职权上来说，是“在所辖区域内代行省政府职权，以省政府主席名义行文时，由行署主任副署”。 江南行署下辖各县及其分类(fēnlèi)（1940） 对于行署的设立，陈之迈指出：“在(zài)抗战期间，敌军侵入(qīnrù)，若干省份因战事的关系而(ér)形成割裂的局面，交通梗塞，使得(shǐde)省政府不能有效地监督(jiāndū)指挥其全省境地内的各县。这种情形尤以沿江的省份为显著，因为敌人暂时控制了长江，而若干省份一部分在江南，一部分在江北，指挥遂极为不便。”江南行署自然是最符合陈之迈论述的一例。 《战区各省省政府设置(shèzhì)行署条例》（1944） 抗战全面爆发后(hòu)，国民政府西迁，而(ér)江苏省政府及其下辖各厅、处则北迁淮阴。1938年7月，顾祝同（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与(yǔ)江苏省政府主席）于安徽省设立(shèlì)江苏省政府江南办事处。后因江苏省政府江南办事处“范围较小，不易推行”，1939年元旦成立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（为行政院出台设立省政府行署的(de)法令以前自行设置的），冷欣(lěngxīn)（时任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）任主任。 关于江南行署的大致情况，冷欣称“江南所处环境之艰苦，地方情况之复杂，与一切政务推行之困难(kùnnán)，在全国各游击(yóujī)区域中，可谓无出其右”。江南行署下辖(xiàxiá)二十六县，“东起上海(shànghǎi)，西(xī)迄旧都（南京），重要城镇及交通线，多为敌伪纵横盘踞，其整个县境在我方军力控制下者，惟溧阳一县而已”。 《修正江苏省政府江南(jiāngnán)(jiāngnán)行署(xíngshǔ)组织暂行规程》中规定，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是江苏省政府为了“便利抗战时期就近(jiùjìn)处理江南一切政务”而设立的，下辖(xiàxiá)管辖地内“所有江南各行政督察(dūchá)专员公署兼区保安司令部，各县政府暨地方团队，及直属于省政府或各厅、处之机关”，在辖区内以江苏省政府名义发布命令，与国民政府所设的行署基本别无二致。江南行署驻地位于安徽屯溪。 《江苏省(jiāngsūshěng)江南两年来政情述要（民国(mínguó)二十八年(èrshíbānián)一月至(zhì)二十九年十二月(shíèryuè)）》一书出版于1941年，书名由冷欣题写。该书封面左上角印有“机密”二字，同时未注明该书的作者与出版社，可见该书为一内部出版物。全书分为县行政、自治、保甲、动员(dòngyuán)及组训、积谷、禁烟、救济事业、抚恤及褒扬、锄奸工作(gōngzuò)、赋税、省县预算、会计及金库、地方金融、地方教育行政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、教育经费、编审、经济斗争(dòuzhēng)、统制食粮、增进生产、举办农贷、合作事业、交通通讯、水利、地方武力这些部分，可谓包罗万象了。下文将就相关部分择要说明(shuōmíng)，主要针对江南行署的行政与抗日斗争部分。 《江苏省江南各区县常备队战时短期教育起居日课时间表(shíjiānbiǎo)》 对于江南行署施政环境的复杂，冷欣(lěngxīn)在书前的弁言中指出：“为政(wéizhèng)不难，为政于战时则难，为政于战时之前方则更难。”具体(jùtǐ)而言，为政于战时之前方之难体现在如下几点上： 一、敌伪不时窜扰，环境遂时有变迁，预定之(zhī)策划，不能从容措施。 二、据点(jùdiǎn)密布，交通梗阻，政情之下传上达，悉多所扞格。 三、兵燹以后，典章册籍，散失殆尽，兴废继绝，无(wú)轨范可循。 四、奸伪及非法组织，以谰言日肆簧惑，民性渐失(jiànshī)其淳笃，宽则入(kuānzérù)玩法犹豫之途，严则有驱如鱼雀之虑。 五、地方贤达，作避秦(bìqín)计，多流亡异地，各级机构，致叹才难。 六、农村及市镇(shìzhèn)，遭轰炸焚杀劫掠，经济破产，财源枯竭，政费(zhèngfèi)支绌。 因此，江南行署经过一年的建设后，仍(réng)仅仅(jǐnjǐn)是“凡百政务，粗具规模，仍未纳入正轨”。冷欣所承认的这一点在后面的叙述中即可看出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为了方便行政(xíngzhèng)，1939年(nián)，江南(jiāngnán)行署下辖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(zhuānyuángōngshǔ)与各县(gèxiàn)县政府亦设置行署，分别代行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与各县县政府的职权。1940年1月，江苏省政府颁布《江苏省战时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置办事处办法(bànfǎ)》与《江苏省战时各县县政府设置办事处办法》，故而前设的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与县政府的行署则撤销，而另行设置办事处，这应当是配合行政院(xíngzhèngyuàn)将行署合法化与正式化的举措，亦即避免行署之间的相互混淆。 《各县受训(shòuxùn)人员籍贯及人数统计表》 在保甲方面，江南行署首先着手(zhuóshǒu)的工作即是修订保甲章则，因为“从前(cóngqián)所订之各项保甲章则，用之于战前则相宜，用之于战时(zhànshí)则颇形凿(xíngzáo)枘，盖战时情形与平时(píngshí)迥乎不同，适用于平时者，多不能适用于战时，平时举办保甲，以安定社会、充实自卫力量为主旨，战时举办保甲，则应以组织民众、团结力量、统一意志、协同抗敌为主旨”。 修订的(de)内容有许多，值得注意的有如(rú)下两点：一、修正联保连坐(liánzuò)切结——“从前联保连坐切结，所应连坐者，以为‘匪’纵‘匪’通‘匪’为限，现为防止奸伪(jiānwěi)活动，于切结内加入勾结汉奸一项，如联保各户(gèhù)内发现有勾结汉奸者，联保各户，均应连坐，又从前规定联保各户以不得少于五户为限制，现修正为同甲联保，以期整饬”。 二、改订保甲规约——“从前规定之保甲规约举例，仅注重于自治、自卫各(gè)事项(shìxiàng)，现为配合军事，于该规约内，加入侦查、防范汉奸及敌谍(dídié)事项，不贩卖敌货(díhuò)、使用伪钞事项，优待出征军人家属事项，破坏敌伪铁道、公路(gōnglù)及电线、其他工事事项，提倡国民兵役、工役事项，救护难民、侨民事项”。 就(jiù)(jiù)这两条改变来说(láishuō)，无疑是为了适应(shìyìng)战时的需要，尽管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来实行则很难说。就其中的联保连坐切结来说，中共的抗日根据地，在一些形势复杂，敌我等各类武装纵横交错的地方，仍然不得不接受甚至是支持“两面政权”之存在，江南行署在这里(zhèlǐ)所定下的严厉的保甲制度到底能落实到何种程度，也就不难想见了。 在策反工作方面，江南行署制定了《策动伪组织(zǔzhī)反正办法》九条与《伪组织人员反正奖励办法》五条，将这一工作分为两个方面，分别为外层(wàicéng)策动与潜入策动。外层策动为“制订印刷品，宣扬中央不究既往之(zhī)德意及来(lái)归后之奖励，分寄各附逆人员，促其幡然悔悟(fānránhuǐwù)，并对参加伪组织人员之亲友，阐扬抗建(kàngjiàn)精神，敷陈附逆利害，激发其天良，使其从旁策动，至附逆人员之直系亲属，令其移居我军后方，优加管待(guǎndài)，以便招致来归”。这一方法，亦为中共所熟稔。 潜入策动方面，该书则应当是(shì)为了保密，不敢形诸印刷品上而“从略”。至于策反工作的具体成果，该书则称“一年以来(yǐlái)，反正者尚非少数，其姓名亦从略”，自然也是出于(chūyú)保密需要。 《江苏省江南各县二年来锄除奸伪(jiānwěi)调查表》 赋税(fùshuì)方面，该书分为整顿田赋、契税与其他税收进行说明，由于对于田赋的整顿最能够(nénggòu)反映(fǎnyìng)江南行署在当地的统治与进取的实态，本文仅就其中的田赋部分进行介绍(jièshào)。江南行署治下各地，自沦陷以来，停征了三年，而原有的土地册串(cèchuàn)亦(yì)损失许多。于是，江南行署制定了《各县田赋册串暂行保管办法》，命令下辖各县切实整理、保管田赋册串。 而后，随着国军(guójūn)次第收复(shōufù)宜兴、溧阳(lìyáng)与高淳三县，部分县份(xiànfèn)国军的游击武装亦逐渐恢复，相应的，恢复行政以后，各县的开支则自然不断增长。因此，以“江南连年丰稔，三载蠲缓，民力已纾”为由，江南行署从1940年开始复征宜兴、溧阳与高淳三县1939年的田赋，至于这三县1940年的田赋则递缓；青浦、松江、金山、南汇、奉贤、川沙、上海、宝山、嘉定等九个县份则“以环境特殊，未能启征”，自然是因为日军控制严密；而溧水、金坛、江宁、丹阳、句容、江阴、武进(wǔjìn)、吴江、吴县、无锡、常熟、昆山、太仓(tàicāng)等县，则依照1939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的《战区土地租税(zūshuì)减免及(jí)耕地荒废救济暂行办法》中规定的“沦陷(lúnxiàn)地方(dìfāng)经过克复，或为我游击武力控制能行使政权之地区”的土地赋税与附加税“应予减征，以不超过原(yuán)税额(shuìé)百分之五十为原则”，按照原税额实际征收这些县份五成的田赋。 《战区(zhànqū)土地租税减免及耕地荒废救济暂行办法》 这样看，实际上(shíjìshàng)江南行署则是依照法律允许的(de)最高限度对这十余个县份来征收赋税的。但是，新收复且一直处于敌我拉锯战之中的宜兴、溧阳与高淳三县却依照原有田赋(tiánfù)的全额进行征收，则未必合乎这一法律的规定。可见江南行署在实际执行法律中仍有相当大的变通，在特殊环境下，这一变通未尝不能理解，只是对于往往要(yào)向多股政治势力缴纳田赋与饱经战乱(zhànluàn)的当地人民来说，则又是平添了一层(yīcéng)重负。 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江南行署的这一举措能(néng)在(zài)多大程度上落实，便又(yòu)是一个疑问了——1940年江南行署的预算中，可获得这些县份上缴的田赋(tiánfù)七十万元。但结果是，镇江、丹阳、江宁、句容等县“以(yǐ)原有田赋册籍完全损失，敌伪又时常袭据，举办征收，极为困难，颇多中途停办”，惟有宜兴、溧阳、高淳、金坛、溧水(lìshuǐ)这几个县份可以征收，最终全年实收田赋五十余万元。 纵观全书，该书在缕述江南行署的施政(shīzhèng)当中，一方面是(shì)在有些地方语焉不详，或是隐去相关事实，或是隐去具体的人名、地名与数字，应当是出于保密考虑，尚可以理解；而另一方面，则许多(xǔduō)地方都是大谈江南行署的制度设计与规划，却无法告诉读者这些(zhèxiē)举措是否能够落到实处，收到多少成效，这两方面缺憾多少限制了(le)这本书的价值。 但是，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，这(zhè)两点缺憾又反映出江南行署在当地的(de)施政(shīzhèng)成效，至少在这本书出版的1941年以前，是十分有限的，其施政成效基本(jīběn)是集中于国军主要控制的几个县份，否则(fǒuzé)不会在图表与文字说明(wénzìshuōmíng)上如此缺失。也正是因为江南行署的施政效果十分有限，故而今日所能见到的相关史料，相对其他敌后地区来说也更少，因此，这本书的价值也从中凸显出来。 《江苏省江南(jiāngnán)各区县常备队战时短期教育全期学术科时间配当表》 在(zài)这本书的(de)编撰前后，江南(jiāngnán)行署下辖地区的日军开始(kāishǐ)猛然增兵，汪伪政权也开始厉行(lìxíng)清乡，江南行署的命运自然益形岌岌可危。毕竟，无论江南行署及其下辖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政府与县政府如何努力，没有武力的支撑，终是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。同样的道理，相较行政部分较多的语焉不详，该书在叙述地方武装的收编、组织、整训与战果(zhànguǒ)方面则较为翔实，亦折射出了江南行署在行政成果上的缺失。 《江苏省江南各区县常备队战时短期(duǎnqī)教育术科基准表》 回到开头，冷欣在弁言中所说的(de)“为政不难”显然只能代表他个人(rén)的看法，否则许多人所认为的，南京国民政府治下十年的许多地方行政(xíngzhèng)糜烂，更(gèng)有时人认为“当县长(xiànzhǎng)要有三个‘万’的本领，即是‘万死’、‘万恶’、‘万能’”，这些岂不是成了无的放矢？联系到他在战前基本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地方行政工作经历(jīnglì)，而一直投身军队，地方工作经历的缺失也许正能解释他的这一刻板印象的产生。 抗战军兴，地方行政往往(wǎngwǎng)围绕着军队的(de)(de)需求(xūqiú)而展开，至于前方与敌后的地方政权则舍军队而无以维系，许多如同冷欣一样此前全无地方施政经历的军人(jūnrén)得以主政一方，而未必不会带有冷欣这样的既有偏见。有关军人从政，后世评价褒贬不一，并早在战时就有不少非议，而“军政(jūnzhèng)分离”的呼声则高涨。对于军人从政这一现象(xiànxiàng)，本文无法作出任何评价，不过希望可以通过对于军人从政的这一具体案例的说明，来为对这一现象的评判提供一些线索。 (本文来自澎湃(pēngpài)新闻，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